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要求科技创新沿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持续推进产业创新，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基地认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就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方向。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基础研究能力，推动前沿技术、底层“根技术”突破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技术先进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技术开发能力十分欠缺，技术创新的主导模式是基于西方底层技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的二次创新，在全球制造能力谱系中还没有形成独特能力，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工业、行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例如，高端芯片、半导体关键设备及材料对外依存度超过90%，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需要依靠进口。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远远低于欧美等经济体。值得强调的是，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而未来产业具有强科学依赖性，更需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提高基础研究能力。为此，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算法和数据等关键要素发展起来的、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能够逐步使机器具有人类的智能，具有渗透协同性、颠覆创新性、自主生成性和高效赋能性，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当前，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针对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原材料、能源电力、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构建重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知识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力发展智能产品，以制造业全流程智能改造实现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另外，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避免因制造业外移、过快或过早“去制造业化”而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把产业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保留在本土。因此，可借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制造业布局模式——“母工厂”的经验，叠加当今世界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大力建设“智能母工厂”，推动形成具有技术先进性、体系完整性和产业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三、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适度超前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在生产力要素中，基础设施可作为劳动工具的一个集合，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产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在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完善的现代基础设施，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也是工业化实现的重要标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设施，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也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新型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不仅包括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高铁等重点领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所有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经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创新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围绕科技创新，尽快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加大力度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推进“连接+算力”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要探索有效的投资机制和产业政策，加大算力行业投资，扭转算力行业碎片化趋势，提高算力行业效率。 

四、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搞一种模式。各地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一方面，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使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集聚。另一方面，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对于以招商引资为重要抓手的地方政府而言，各地招商政策的重点都针对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少考虑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较易造成产业趋同、重复低效的投资现象。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来源之一的传统招商引资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适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开放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万物互联社会的加速到来，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全球化特征愈发鲜明。当今世界科技发展需要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技术难题和技术治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的时代，人工智能开放源代码日益普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我国的诸多优秀开源项目也得到了广泛认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高水平对外开放至少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我国国际合作的比较优势从低成本劳动力主导转向主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外开放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另一方面，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要求我国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高素质要素集聚高地、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同时，我国要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市场、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联通，通过深化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促进金砖国家在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和投资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一。此外，我国还需加快调整完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和产业安全政策体系，以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威胁、数字化驱动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卡脖子”技术供给能力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快向外转移、工业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引发的重大产业安全风险。 （责编：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